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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济的法外状态:读阿甘本的《最高贫穷》

坊间对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的着作,一直集中其对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裸命(bare life)或牲人(homo sacer)等概念作讨论,特别思考当中一种「类神学」的世俗政治主权论,即所谓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如何内化在不同的国家主权论或民族论之中。但事实上,这只是阿甘本的「牲人」系列的部分关注;在他后来的两本着作《国度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及《最高贫穷》(The Highest Poverty)却转向对经济政治神学主权论的批判,而特别在《最高贫穷》,他更不断思考一种经济和政治法以外的生活形式。一如晚期福柯(Michel Foucault),阿甘本对生命政治(bio-politics)没有全面否定,并肯定生命政治有其正面性,端在乎这种生命形式是否受法所束缚,或是否一种我称之为「法外状态」的法外生命形式(Form-of-life outside law)。

在《最高贫穷》中,阿甘本认为,中世纪方济会(Franciscan order)的修道主义可视为一个个案探讨「法外状态」的生命形式,因它曾是中世纪一种很激进的修道主义,尝试建立一种法外的,不受制于当时法管治下的生活形式 。其实,阿甘本在早期着作《剩余的时间》(The Time That Remains)中,就指出,保罗在《罗马书》,已有一种以恩典非律法来建立弥赛亚生活(Messianic life)的构想,这种以恩典作主导的生活形式(Grace as Form-of-life),是要向所有世俗权力决裂,特别向罗马法与犹太法的功能及影响力进行一种置悬(inoperative)的实践,即将该两种法的原有功能停止。[1]

方济会的修道主义之所以可以活出一种法外的生活,得力于早期的圣方济一早区分了forma vitae(根据福音的形式而活)与officium(根据罗马教会的形式而活)两种不同的生活形式 ,令方济会的修道主义没有落入后者形式化的礼仪,而能活出前者的一种法外的、「高度贫穷」的生活形式。当然,早期的修道主义不总是处于这幺的一种「法外状态」,反之它总是受制于法,是一种的法内生活(rule of law / regula vitae)。阿甘本特别批评,当时某些修道主义,只不过将一种世俗化了的经济劳动生活融入了一种高度密集性及规律性的修炼生活,例如不断背经及敬拜,与世俗经济的劳动方式无异,将神圣的修道生活与世俗的经济生活结合一体,最终方便了罗马教廷的控制,亦偏离了修道主义(沙漠修道主义)原初要建立有别于主流教会生活,不以法为主导的弥赛亚运动的群体。

方济会修院也有守则,但守则是修院生活的辅助,它不能凌驾修道者的生活,修道者是向修道生活负责,而不是向守则负责。修院守则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也不会规限修道者的每个行为的细节,不再有冗长的劳动生活,也没有冗长短少的法则。方济会修士会叫人不需要太大理会当时罗马教廷的繁文缛节,对普通信衆,他们只叫他唸主祷文,而神职人员,就只叫他们满足教廷的基本要求,但不会提供具体建议。方济会修士没有废掉法则,只是如阿甘本所言,「当它无到」(as-if-not),以一种置悬的心态回应罗马教廷的要求。

阿甘本特别提到,早期方济会在「使用」(usus)一字上来界定他们「高度贫穷」的生活形式,是受保罗啓发。保罗曾说过,在等候弥赛亚再临之前,我们「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哥林多前书7:31)。这种「使用」有「像不」(as not)的意味,即可以用物,却不能拥有物,因物没有终极性,而这种带有弥赛亚向度的「使用」(messianic usus ),成为方济会修炼一种简朴及贫穷生活背后的重要神学资源。阿甘本甚至指出,方济会这种只强调用物,但不拥有物(如奴隶用主人的东西但不拥有它)的生活 ,是对抗着当时罗马法将物看作产业(property / dominium)的想法 。

但后来教会及社会都质疑这种带有弥赛亚向度的「使用神学」,令方济会的神学家不得不运用当时罗马法及教会的法律用语来界定及辩解方济会对「使用」一字的用法,作为一种防範性的策略(defensive strategy),但结果是令方济会受制于法的管辖。在1279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推翻了前任教宗尼古拉三世(Nicholas III)接受方济会有关放弃拥有物权的决定,重新颁发通谕《由立法者》(Ad conditorem),并指出,物件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分开,这不单符合罗马法,甚至符合阿奎那(Aquinas)神学的理解,若不持守,就有可能判为异端。[2] 对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来说,运用/消耗物的行动过程根本不能保证物真的存在或被拥有(因它在消耗中),这只不过是「瞬间的存在」( instantaneous being),[3]所以只有肯定拥有与使用这两种方式才能构成物存在的条件。 换言之,物不能只是消费/消耗物,还要有被拥有权。阿甘本甚至认为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通谕,预示了未来消费社会对物拥有权的出现。

但阿甘本指出,当时的方济会神学家阿斯科(Francis of Ascoli)仍据理力争,为了反证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通谕,建构了一种以生成(becoming)作为物存在的条件,近似存在主义的物有论。阿斯科首先指出,使用先于拥有,例如人共享阳光,非拥有阳光。此外,物唯有在使用及消耗中,一种生成的状态中才是真正的存在,因为在使用及消耗中可经验时间,而一切在时间进行的事情都是真实,若不,便背弃了圣经传道书,「万事万物都有定时」的教导。另一位方济会神学家奥 利 维 的 伯 多 禄(Peter John Olivi)更指出,使用物这行动本身所带有的象徵意味(signification in act)已能引证物的存在,例如天主教礼仪的象徵力量,根本不用任何物权法去证明物的存在。换言之,方济会对物的理解是从实存性(existential),非本质性(essential)的角度,来尝试建构一种法外生活,对抗当时教会内外将物本质化及物权化的做法。

当然,方济会神学家除了借助世俗的哲学,还需要借助罗马法的协助,来界定方济会对「用」的理解。当时另一位方济会神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又将方济会的「纯粹使用」(usus facti)的理解,跟几种当时对「用」的世俗及法律理解(物的主权、拥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及单纯地使用的事实)[4] 作出区分,从而突显「纯粹使用」与「物的私有权」(usus iuris)的分别,但这却削掉了原本保罗对「使用」所隐藏的弥赛亚意义的构想。因此,阿甘本感可惜的是,方济会神学家这种日益以法,而非保罗原初的神学,去界定甚幺是贪穷,甚幺是「使用」的手法,令他们又再次受法律束缚。阿甘本认为,这班方济会神学家没有反思这些术语背后的背景及基础,而欲求可以利用法去过一种法外的生活,但这种透过法去寻求例外状态的做法,最终仍不能摆脱法的管制。

最后,阿甘本认为,方济会的创始人圣方济最聪明,因他一直未有用法律来界定他们「最高贫穷」的生活形式,甚至以未成形的状态来理解修道生活。这种以生活形式来界定自己贫穷生活的手法,反而能活出法外状态的生活。相反,后来受法制约的方济会生活却日渐跟原初圣方济的修道精神远离。但阿甘本认为,方济会这种对法外状态的生活形式的追求,又不以物权来看待物的想法,在今天对现代性的思考甚有助益。阿甘本着作的英译者高斯古(Adam Kotsko)甚至认为,阿甘本对方济会的个案研究,根本就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隐性的批判,[5]亦唯有以此方向去阅读《国度与荣耀》及《最高贫穷》两本着作,才能发现阿甘本这种经济神学主权论批判的背后,所衍生的时代意义。

注释

[1] Agamben, Giorgio, 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7.

[2] 小兄弟胡健挺(编译),《历任教宗对小兄弟会生活方式的诠释: 1219-1323》,页137-9。

[3] Agamben, Giorgio,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Stanford, Californ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1.

[4] 小兄弟胡健挺,《历任教宗》,页68。

[5] Kotsko, Adam,  “What St. Paul and the Franciscans Can Tell Us About Neoliberalism On Agamben’s The Highest Poverty.”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on 21, May, 2013 to the Paul of Tarsus Interdisciplinary Reading Group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ttps://itself.files.wordpress.com/2013/05/highest-poverty-paper-may-2013-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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